换一种方式存在[新闻]

一切都是按开诚老人生前的意愿进行的。最终老人去的不是墓地，而是门口停着的一辆车。车开往天津医科大学。很快在那里他会变成一块块、一片片，被放在医学院学生的显微镜下。这些初学医的后生们将从老人身上，认识第一根神经、第一根动脉。

2010年12月2日，78岁的开诚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他是天津市全年的第8位、有记录的第334位遗体捐献者。

人生是什么？

如果不是开诚老人生前固执地坚持，此刻他可能安眠在加拿大一处山清水秀的墓地。

在加拿大的独子开效军，起初并不同意父亲的这种选择。他跟好脾气的父亲吵了无数次，最后尊重了父亲的选择。

遗体捐献者的亲人们从不理解到最后“松手”的心理煎熬，在天津医科大学的医学院内得到了庄重的回应。对于躺在解剖台上的遗体，教师们会告诫学生，一定要给予他们神圣的仪式感。

多年前，天津医科大学发生过一起学生损坏尸体标本的情况。当时解剖教研室的教师李云生和同事给涉及这件事的学生打了不及格的成绩。这是李云生从教多年来心里最大的一个“疙瘩”。

学校教务处原处长、现天津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金钟心里也有个“疙瘩”。他讲授的医学伦理课越来越难上了，台上讲白求恩、南丁格尔，同学们在下面不以为然：“老一套”，“很难感动他们”。

他决心要进行一些改革。一个周末，张金钟接待了一位中年男人。他说母亲去世了，想捐献遗体，还带来了一封遗书。上课时，张金钟念了这位留下4部作品的诗人兼翻译家的遗书：

我死后谢绝一切吊唁，我的作品是我留下的丰碑，丈夫儿子姊妹务必节哀豁达。生劳死息，生寄死归！……

很快，这封遗书在学生中间传开了。

张金钟回忆，“我们的很多理论道理非常深刻，但是课程非常苍白。我们太注重以理服人了，忽略了以情感人。这件事让我豁然开朗。”

他找到解剖教研室主任李云生，商量建一个“医学伦理学教育基地”，设在解剖楼，让学生都来看看。李云生痛快地答应了。

2001年底，在解剖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医学伦理学教育基地”落成了。所有的遗书都在那里展出。

张金钟又想到，上课时总讲学校创始人朱宪彝教授的“四献”：献出全部存款建立朱宪彝奖学金，献出全部藏书，献出自己居住的住宅楼，献出遗体供教学解剖。

为什么不把老校长“请”来？他在一间实验室里，发现了朱宪彝的内脏标本。这件“镇校之宝”，被移来放在屋子的中央。

原本这个基地只向医学伦理课的学生开放，结果，全校的学生、医护人员都来看，甚至隔着几个街道的18名环卫工人也来看。参观者的参观感言累计100多万字，其中不乏日文、阿拉伯文、韩文、法文等。

受展室影响，这所学校自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学生比率在天津是最高的。

后来，新生入校的第一课、毕业生离校的最后一课，以及本校的新员工和附属医院的新医生、新护士的岗前一课，都在这里上。

12月2日下午，当运送开诚老人的车开往天津医科大学所在地时，65岁的下岗工人赵永华正蹬着他的自行车，在赶往养老院的路上。

8年来，他每天骑车四处寻找可能会捐遗体的老人。334位捐献者中，他“经手”了110人。

在2002年3月31日，他和妻子同时办理遗体捐赠登记的那一天，他在自家的房门外钉上了一个大牌子，“天津市遗体捐献宣传帮办志愿小组”。他把家里电话印在纸上，到处散发“热线号码”。

他说自己不是“劝捐”，他从不主动跟人说捐遗体的事儿。他的工作方式是：每天带着面条，骑车去养老院看老人，一起聊天，煮面条吃，别人问他在忙啥，他才说捐角膜、捐遗体的事儿。

他常说：“人最后眼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装棺材里，让虫子啃了吃了，不如送到医学院，让孩子们别练假的，练真的，多好！”

以前拿着遗体捐献申请表去公证处办公证需要花200元钱，老赵觉得很不合理，死缠硬磨找民政、找司法，最后把这200元免掉。

“我不是党员，也不代表谁。就代表我自己。”这是他的口头禅。

他的遗嘱写了3大张纸，最后一行写满了“谢谢”，放在“生命意义展室”，那是展室唯一一份主人还活着的遗嘱。

小学文化的老赵还被天津医科大学聘为“德育辅导员”，站在教授讲课的讲台上，讲“生命的意义”。

开效军留下了一张签着亲友怀念老人的话的卡片。他将把这张卡片和父亲生前的一顶帽子带回加拿大，那是这个家庭所能留下的全部的纪念了。

老校长朱宪彝的亲人中只有孙女朱宁代表全家参观过“生命意义展室”。

给家属一个“交代”，给他们一个祭奠的地方，这个念想始终压在张金钟胸口。直到2004年，由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市红十字会、元宝山庄陵园共同设立的遗体捐献者纪念园落成，他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纪念建筑主体中心呈心形，刻着两个金色楷体大字：奉献。旁边延伸出两面大墙，墙上镌刻着每一位捐献者的名字。

至今上面有333个名字，不久，工人就会在黑色的花岗岩上刻上“开诚”二字。那是第334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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