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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东慢西快的空间经济学

发布时间:2021-01-08 03:41:06 阅读: 来源:帆船厂家

一季度各方面数据虽然尘埃落定,但是却留下更多未解之谜。

谜团之中,最受关注之一的就是30年中国工业化在冲击下的反应机制。这也是理解一季度近5万亿信贷井喷,在层层投资拉动这个通道中的真实效果。

“企业在危机面前,并未大量买入原材料,而是不断清理库存。”5月5日,中国社科院工业研究所所长金碚告诉本报记者。

自去年四季度开始,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即开始紧急启动了重大问题应急研究项目“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工业的反应”。

在历经几个月的调查观察之后,金碚和他的团队发现,“这种情况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企业‘买涨不买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危机阴影之下,企业不仅资金紧张,而且对后市缺乏信心。生产减缓直接反映到企业的赢利状况上。”

这只是危机中,中国工业体系的一个表征。更深入的调查发现,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仍有优势,机电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回升困难;工业投资重心加快转移,新的增长极正在形成。前者证伪了一个迷思:危机中高新技术是救市主;后者解开了为何一季度,为何上海浙江等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增长。

在金碚和他的团队看来,这背后牵涉另外一个更为宏大的主题: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线性产业升级路径不应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唯一选择。现阶段,工业内部的结构调整空间还很大,产业内升级比产业间升级对于扩大就业、保持经济活力更具现实意义。

这让如下的问题变得复杂:

目前产业振兴的基本逻辑是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帮助那些出现周期性衰退的产业“复活”,而忽略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金碚表示,已经出台或调整振兴规划的10大产业基本上都是上一轮经济增长中增速较快的产业。在经济周期进入下降通道时,扩张性的政策在短期内可能起到一定作用,但从中长期看则不能期望过高。

问题仍回到前述的危机下的工业表征:经过持续高速增长,这些行业实际上也是库存和产能过剩较为严重的产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产业的供需均衡要通过库存消化和产能调整来完成。

由是,在这一过程中,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使可以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和融资成本,也不会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很大影响。

于是,一季度近5万亿的信贷井喷,未能如愿在通过拉动投资进而拉动增长,提供了新的注脚:需要重新正视中国工业体系的发展路径选择。

工业投资放缓真相

在生产减缓的同时,2008年四季度企业经历了一段较明显的“去库存化”过程。制造业产成品和主要原材料库存指数(当期值)在2009年1月触底后,于2009年2月双双反弹。“这意味着产成品和原材料库存削减的速度回落,库存调整大体结束,今后一段时间企业库存对生产的压力有所缓解。” 金碚告诉本报记者。

受金融危机影响,大宗原材料价格回落比较大。此时,从成本考虑,企业应该买入原材料、卖出产成品。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企业在危机面前,并未大量买入原材料,而是不断清理库存。这种情况已经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企业“买涨不买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危机阴影之下,企业不仅资金紧张,而且对后市缺乏信心。

生产减缓直接反应到企业的赢利状况上。2008年9-11月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大幅放缓至12.3%(1-8月29.2%),企业税前净利润率也从2007年同期的6.5%收缩至5.5%。

市场需求萎缩和难以预期的危机走向严重挫伤了企业信心,企业技术创新意愿受到抑制,不少企业不敢或不愿继续扩大再生产,“企业行为趋向短期化、投机化,一些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濒临破产倒闭。”金碚分析说。

来自外部需求的变化并非是解释工业利润下降的唯一因素。金碚和社科院10位研究员组成的重大问题应急研究项目团队也发现,虽然国际金融危机是造成目前一些企业经营状况不佳的主要原因,但其他一些原因也对企业经营状况造成了直接影响。

金碚提供给本报记者的材料显示,如2008年上半年前为抑制通货膨胀所采取的若干宏观调控政策,一些促进结构调整与升级措施的实施,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行业投资和资本市场溢价水平的扭曲。

这些扭曲的投资溢价使得在与危机交织在一起时,共同对中国企业运营的总体走势和企业生存环境的变化起了作用。

新增长极

金碚和他的团队发现,迄今为止,受冲击最大的是外向型产业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而以内需产业为主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受影响相对较小。还有一些地区,开发建设热潮不减,经济发展逆势上扬。

在目前全国抗危机中,工业增长出现了分化。大体出现了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深降型”,如京、沪、晋、琼工业增长降幅较大,年末呈现负增长;第二种是“浅降型”,有18个省(市、自治区)工业增长回落幅度较大,但去年年末还没有下降到0以下;第三种是“翘尾型”,如桂、云、宁、陕等8个省工业月度增幅虽出现波动,但到年末呈现上升趋势;第四种可称为“独秀型”,如天津市工业全年各月均保持约20%的高增长。

进入2009年,这种分化更为明显。一季度,东部地区的天津、广西、辽宁工业增加值都实现了两位数以上的较高增长速度,上海的工业增加值则为负增长,浙江也在前两个月负增长8.2%之后,三月份回暖,但整体仍在低位。

而中西部的贵州、湖南、内蒙古、安徽、四川、江西等省区的工业增长表现较为突出,2009年一季度,这些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增速都超过或接近20%的增速。

“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工业区域结构调整的进程。” 金碚表示,“工业投资重心加快转移,新的增长极正在形成。”

我国工业发展呈现出“东慢西快”的态势。从历史经验来看,当经济处于下行期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呈缩小之势,目前“东慢西快”的区域增长状况也反映了这一规律。

在区域工业发展格局调整过程中,沿海“两湾”地区开发力度明显加大。其中,渤海湾地区大规模开发集中在三大区块:天津滨海新区、唐山曹妃甸工业区和辽宁沿海以大连为中心的“五点一线”地区,这三大区块的重大项目相继开工建设,投资规模急剧扩张。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加强,广西北部湾地区迎来大开发的热潮,大港口、大工业、大旅游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等处于大规模建设之中。

作为传统增长重心,珠三角、长三角等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东南沿海地区对全国工业增长速度的贡献相对减弱,这些地区的内部结构调整压力增大;而渤海湾、北部湾、成渝“双城”等地区实现了投资主导型的快速发展,正形成新的增长极,工业投资“北上西进”的趋势进一步显现。

结构调整新异数

金融危机对中国工业的冲击主要集中在出口上,但影响到的出口商品,仍需结构性解读。

在出口结构中,有三类产品大受关注。一是工业原料出口,二是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再就是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

进入2009年后,我国工业原料和半成品的出口量急剧下降。其中,2009年1-2月,化肥出口下降55.4%,煤出口下降41.6%,焦炭出口下降93.9%,钢坯及粗锻件出口下降98.9%,钢材下降52%,未锻轧铝下降68.2%。

与此相伴的是,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走势发生逆转,工业原材料和半成品的需求和价格振荡下滑。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仍有一定优势。国际市场上服装、鞋类、箱包等需求刚性相对较强的最终消费品需求逐步企稳。据海关统计,2009年前两个月,我国服装及衣着附件累计出口下降11%,鞋类产品出口下降2.3%,箱包出口下降7.3%,玩具下降17.1%,均低于同期出口总额下降21.1%的水平。

“这表明世界各国对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形成了‘黏性’依赖。”金碚告诉记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仍表现出一定的比较优势。”

但是相比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粘性,一直享受结构调整政策优惠的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却严重受挫。

2008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7.3%,比上年回落10.3个百分点,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仅增长13.1%。2009年1-2月,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继续大幅下滑,降幅均超过同期出口总额的下降幅度。

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下挫,使得另一个问题凸显: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外商投资企业一直是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角,其出口主要采取加工贸易方式。高技术产品出口下降直接导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和加工贸易增长明显放慢,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加工贸易出口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均有所下降。

“由于高技术产品需求弹性大,产业链条较长,其要素配置的全球化程度较高,加之现阶段我国即使是属于高技术产业的产品生产,也主要是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的加工环节,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较低。”金碚向本报记者表示,“因此,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相比,机电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形势更为恶化,前一阶段表现出的强劲出口势头受到重创。”

由于机电产品是我国第一大出口产品,机电产品出口的加速下降波及到上游的钢铁等重化工业,导致这些行业的总体需求显著减少。

金碚和他的团队调查发现,为保持出口结构优化政策导向的连续性,国家应对危机的出口刺激政策继续向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倾斜,却不如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鼓励的政策效果明显。

另一项值得注意的发现是,对于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机电和高技术产业,政府鼓励出口的应急措施作用有限,而且这些短期的税收激励有可能更多地被外商投资企业享用。

在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机电产品受挫严重,金碚表示,虽然机电产业是中国产业升级的鼓励方向,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重要领域,也是中国产业寻求技术密集和高附加价值产业发展空间的必由之路,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机电产业也是需求弹性高和国际竞争更激烈的产业。

金和他的团队调查发现,中国机电产业目前还难以获得该产业中技术垄断性环节的稳定利益,所进入的主要仍是机电产业中劳动密集和价格竞争主导的环节。所以,当市场需求发生急剧变化时,我国机电产品所受的冲击也比较大。这是现阶段中国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优化中国工业发展路径新机会

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的一时下挫,是否成为反思工业发展的借口,这还需观察。但现在是“以更开阔的思路审视中国工业发展的路径,牢牢把握危机中蕴藏着一些未必常有的有利因素的最佳时机”。金碚告诉记者。

在金碚和他的团队看来,如何重整中国工业体系发展路径是首要问题。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线性产业升级路径不应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唯一选择。现阶段,工业内部的结构调整空间还很大,产业内升级比产业间升级对于扩大就业、保持经济活力更具现实意义。

我国虽然面临着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任务,但从未来发展趋势看,钢铁、汽车等资源储集型产业群仍然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是金碚和他的团队的一个判断。

这一判断,使得以下的政策建议得以凸显。金碚表示,应加强政策创新,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增强政策工具的综合性和协调性。

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实施积极进取的资源战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力发展钢铁、造船、汽车资源储集产业,为未来中国的工业化和社会发展进行有效的资源储备;

二是对于房地产、环保产业等投资规模大、产业关联度高、拉动作用较强行业,国家应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措施,稳定市场预期,重振行业活力。

针对地产,金直言,分析经济,不能像看房价那么情绪化,要区分不同地区和城市。

就整体看,国际学术界的大量研究成果已经表明,在经济周期特别是经济衰退中,房地产价格下跌比股票价格下跌有着更为严重的后果。

“就我国看,房地产业对经济和内需的带动性很强,并非政府去要帮助开发商稳定房价,而是保持一个不跌的预期,对整体工业的发展很重要。”金表示。

再就是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如积极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态工程、生产性服务业等,扩大产业发展空间。四就是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金和他的团队认为,在经济周期处于下降通道时,各种经济问题和矛盾集中出现,政策操作应避免急功近利,特别是要防止过度行政干预、利益集团寻租行为和执法部门的自由裁量所导致的体制环境恶化,着力减轻企业负担,提高其应对危机的能力,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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