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堵须先自检懒政思维

城市治堵须先自检“懒政思维”

9月2日，北京市公布《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分解》，其中提到，“市交通委、市环保局牵头规划低排放区，研究制定征收交通拥堵费政策”。新设收费项目必定提高市民用车成本，所以消息一出，引发公众关注。　　北京交通拥堵有目共睹，高峰时段市内许多道路几乎瘫痪为停车场，而且堵车时段还在不断延长。不过，城市治堵的必要性并不等于任何一种治堵手段自动获得道义的合理性，北京市筹划中的“征收拥堵费”政策，就属于技术上效果可期，道义上却颇多问题之举。　　在私家车大发展的背景下，交通拥堵直观地看，堵在汽车太多，道路不够，所以，有关部门一直考虑如何通过限制车辆及其出行，来减少道路上的车辆数量，缓解交通拥堵。在历史上，北京市先后采用了单双号限行、禁止非户籍市民上牌和汽车牌照摇号等措施，虽然见效于一时，但拥堵仍然日趋加剧，征收拥堵费因此被提上议事日程。　　汽车数量和道路面积看似一道简单的“线性函数题”，你多我少之下，必定道路拥堵，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其实不然，世界上城市汽车拥有数量与道路面积之比高于北京的不在少数，但其拥堵情况远好于北京的也不在少数。城市道路的规划建设水平、交通管理能力、市民出行方式和驾车人驾驶风格等都会极大地影响道路的实际通行能力和交通拥堵状况。这意味着，道路通行能力与汽车数量实际上存在着“非线性关系”，通过调整这些影响因素，可以在给定的道路面积的条件下，获得更高的道路通行率。征收拥堵费看似加强交通管理，其实还是简单通过减少特定时段的出行车辆，来调整道路面积与汽车数量的关系，属于线性思维的管理思路。如此对策，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虽然略显简单，但也没有太大的不妥，但从道义上来看，则是显失公平的。　　既然在道路面积与汽车数量之外，还存在导致交通拥堵的多种弹性因素，为什么不先去解决其他原因，更好地发挥道路通行的潜力，而径直祭起收费的法宝，拿私家车主开刀？无论城市规划、产业布局、汽车政策、道路建设、公车制度，还是交通管理，都对今日北京市的拥堵负有责任，为什么理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未见认真履行，却要汽车消费者在已经支付了购置税、车船税、燃油费，还有城市建设和交通管理等种种费用后，再行支付交通拥堵费？政府失责却能获得额外收益，而付费出行的私家车主却必须再次埋单，如此公共政策公平吗？　　其实岂止北京，各地政府中有同样毛病的为数还不少，岂止交通拥堵，在其他场合同样如此，只要管理出问题，解决方案往往都是失责的管理者反而可以得利，而纳税人花钱买不到服务，还要分担企业因为罚款而抬高的成本。如此一味放任自己，转嫁成本于民众，岂只是懒政，更是与民争利的损招。试想如果一所学校收了学费，却不好好组织教学，最后学生考试不及格，学校不处罚教师，却名正言顺地对学生罚款，并拿来给教师发奖金，如此“激励”之下，教师会好好授课吗？难怪一些地方的环保部门不好好监督治下企业的排污，只想着随时对污染企业罚款，从中获得提成。一个社会如果由着政府借自己失责而向国民罚款，就会在公平正义缺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是人都会犯错误，政府也同样，但问题是，政府应该先对自己“执行家法”，而不是在民众为其支付“学费”之际，再大大地捞一把。追责当年拍板城市规划的主政官员，或者查办道路设计的总工程师，在一些国家是通例，甚至在古代中国也有实例，如今却做不到，这已令人惆怅。在车满为患的当下，政府至少应该先下“罪己诏”，检讨以往的规划设计错误，提出加强管理处置的对策，并以真诚和善意的“牺牲”，作为对民众的道义交代，比如先将那许多纯属浪费公帑的政府用车限行了，将高官享受的通行特权限制了，或者规定高峰时段进入限行区域的公车先行征收拥堵费，并由享受公车的官员自理，还有增加拥堵路段的交警手动指挥，等等。如果仍不足以缓解交通拥堵，再同私家车主协商不迟，这样或许比较容易达成官民在治堵收费问题上的共识。政府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公平正义，而政府的忠实履职就是从自身做起，实践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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