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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长辞职中国经济需要新权威dd-【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10 18:39:55 阅读: 来源:帆船厂家

北京市长辞职 中国经济需要新权威

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北京市副市长吉林今天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请求,差点被解读为与北京暴雨灾难有关。这一场雨造成房山重大伤亡,北京市急匆匆在第一时间号召社会向北京捐款,遭到网民的抨击。其实,北京市长辞职不过是一个制度内的安排,因为郭金龙身兼北京市长、市委书记双重职务,早晚要辞去市长的,只是恰巧用在这个时候。有网友评论为: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北京市政府这次在处理暴雨灾难事件中,就连官方主流媒体亦发出不少批判的声音。人民日报、环球时报连日来针对城市管理作出检讨和反思。人民日报在微博中称,这场暴雨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在注重城市华丽外表的同时,更要关注一个城市的内在品质。环球时报则说,大暴雨冲出中国现代化的原形。

无论是管理一个城市还是管理一个国家,无不体现执政者的智慧。各种事件的总和就是执政者的成绩单,过去,我们太注重表面的成绩。

除去政治考量回到经济话题,财经评论员叶檀最近撰文称,中国经济需要朱镕基式新权威。她在文章中写道,政府彻底退出市场,在现阶段的中国是办不到的事。中国经济转型期,有人在呼吁强人的出现,人们相信清末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能带来同治中兴,现在也应该有邓小平、朱镕基式的强权改革人物,推动中国彻底完成工业化。以下为全文。

经济领域的权威力量是需要的,只是,这股力量必须受到严格的外力约束。

中国经济体制最遭诟病的是,政府插手具体细微的经济领域,扭曲市场价格,没有纠偏机制,一旦发生风险将遭灭顶之灾。

这些指责是正确的,但也充斥了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笔者所到之处,无论是工业园、科技园、文化园,无论是城市新区、商业规划、房地产价格,都在地方政府的操控之下,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是各级政府、中国民间力量、中国新生的企业力量以及越来越强大的公民社会复杂博弈的结果。

政府彻底退出市场,在现阶段的中国是办不到的事。别的不说,目前几乎每个城市都有新区,拉动新区房地产价格是撬动当地金融链条、获得发展原始资金的第一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地方行政中心搬到新区去。笔者曾经到某个城市,五六年前政府搬到了新区,并且半强迫地把当地的大企业总部大楼迁到了政府的周边地区,当地的报社大约在八年前到达新区,如今地价上涨,生地变成熟地,政府下令报社搬迁到更偏远的郊区,一方面让报社的土地在市场上卖出高价,同时能把报社所到之地的新地变成熟地。这是常见手段,笔者的一个朋友在山东与东北的高科技园区办厂,厂房已经迁到三次,因为每次政府以扶持高科技企业的名义把生地变成熟地后,总是会想方设法把工业用地变成住宅用地,实现土地价值的最大化。

政府如此搞笑,理应退出市场。

奇怪的是,市场化的要求伴随着此起彼伏爆发的民间无意识反弹——当民间资金链条断裂时,财富受损的人们围困住政府要求赔偿,当联保互保导致金融风险火烧连营时,600民企集体上书要求政府背书。我们痛恨政府之手扭曲价格,痛恨政府主导市场导致寻租空间扩大,但在关键时刻却自觉地寻求权威主宰,如此深刻的悖论显示了社会与经济架构的复杂性。

有一种方法可以让逻辑简单一些,在政府深入微观经济时我们痛斥寻租,在民企到政府寻求援助时,我们仍然痛斥政府平时不尽到守夜人职责。

大义凛然的道德指责建立起社会的良知底线,有存在的必要,但简单的指责无助于建立新的社会与经济秩序,在现阶段下,建立新秩序需要的是建立守法、有边界的尽责的权威,而不是彻底推倒权威,因为,在村长贿选、农村五保户的补贴被挪用的环境下,在士绅统治阶层被连根刨除的背景下,在商业文明、商会组织正在艰难发展的状况下,从最底层建立起的权威未必会好于现有的权威。不要忘记,乌坎事件之所以呈现公民社会的一线曙光,是勇敢的乌坎人、外部公民组织与政府内部的改革力量共同推进的结果。

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山西煤炭整肃事件,笔者为被驱逐的煤老板请命,对于国进民退愤怒不已。但文章发表后,遭到某些人吐槽,他们列举了一系列煤老板与地方官员沆瀣一气破坏环境的案例,支持煤炭领域的国进民退。笔者开始时不以为意,认为只是保守派的“疯狂反击”,但在西部地区的调查是重大提醒,证明这样的言论并不全都被豢养的五毛的的论调,在西部十几年前就进入煤矿的一位浙江企业家,从来没有从自己的煤矿里挖出一吨煤,因为他不愿意给当地的地方官干股。这一事例从反面证明,事实上,在山西的煤矿民企中,有一部分是权贵以民企和市场化的名义,进行着权力寻租,权力在当下套现,借用了一个民企作为自己的白手套。

如何应对上述复杂的局面?中国经济转型期,有人在呼吁强人的出现,人们相信清末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能带来同治中兴,现在也应该有邓小平、朱镕基式的强权改革人物,推动中国彻底完成工业化。

前工业国家、工业化初期国家,离不开权威改革人物,日本明治维新是强权人物推动改革的结果,英国需要推动羊吃人的亨利国王,以及推动自由贸易、拓展殖民地的维多利亚女王,当美国遭遇大萧条时,人们需要的是罗斯福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具有历史先进性,他们拥有强权,但绝不滥用强权,他们崇尚自由经济,却能通过自己的权力推动自由经济时代的到来。他们拥有可以当皇帝而不当的华盛顿,却没有可以不当皇帝推动历史进步却错失良机的袁世凯。

中国已经开始拥有产生开明强势人物的土壤。中国的公民社会顽强生长,7.21北京大雨,公民自发组织起来提供基础的服务,接送航班延误的旅客,接力救助被水围困的受灾者,无论是温州7.23动车事件,还是四川地震,强大的公民组织显示出中国社会内生的民主与人性力量,这股力量将促使体制内的改革派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推进者,公民社会越强大,公民意识越强,权威的自我约束能力也就越强,成为袁世凯还是华盛顿的选择,就不会成为中国绕不过去的千古难题。

经济领域的公民意识在逐渐发育,股改过程中制投资者主动投票捍卫自身的权益,虽然成本极高,有越来越多内幕交易的受害者坚持诉诸于法律,他们并不仅仅在维护自身利益,而是通过建立社会游戏规则的边界。此时,这股力量与经济与金融领域的改革力量互相激荡,逐步奠定中国资本货币市场新的制度基础。

最重要的,是让所有的威权者受到一视同仁的、严厉的法律约束,让各种舆论密切监督手握重拳者,让他们想成为袁世凯而不可得。一旦改革者越过模糊的边界,社会又缺乏公民基础与制约手段,他们就是青天与战无不胜的伟大领袖,这些人将异化为改革的反对力量。

最近,中国太阳能行业的知名企业皇明太阳能陷入夹缝之中,由于与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的情谊,以及其他种种房地产、新能源投资,皇明太阳能的黄鸣咆哮了。这家企业显示了在中国,地方官员与地方大型企业之间欲去还留、人情仁义种种模糊关系。一旦权威的边界真正厘清,民企生存的空间也就真正廓清了。

中国需要被界定的、受公民认可的、被严厉约束的开明权威来推进改革。最终目标,市场化。(中国水泥网 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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