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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屡次遭受丈夫家暴期望其出轨噩梦般的人生图_[瓦罗兰#]

发布时间:2021-06-03 17:42:01 阅读: 来源:帆船厂家

面对家暴,李金成功维权,张梅则以失败告终,然而,不论成败,在经历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之后,她们不得不面对周遭的冷漠、社会救助体系的匮乏和有法难依的尴尬。家暴,伤害的不仅仅是你们双方,还有孩子,别人家的孩子难道就不是孩子,你们打的都是别人家捧在手心的宝。

·拒绝一切家暴·

2011年7月4日中午,在浙江省金华市区河盘桥路上,一男子因家庭琐事暴打妻子。

面对家暴,李金成功维权,张梅则以失败告终,然而,不论成败,在经历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之后,她们不得不面对周遭的冷漠、社会救助体系的匮乏和有法难依的尴尬

“我或许是世界上被丈夫打得最惨的女人。”

36岁的张梅(化名)擦拭着喷涌而出的泪水,胳膊上多处烟头烫伤的疤痕依旧明显,曾被砍断已无法伸直的左手食指不停地颤抖。她曾遭遇丈夫非人的对待,数次求助无果,换来的是更为疯狂的殴打,最严重时曾昏死过两天。

尽管已过去十年,她早已逃离家乡,前夫也因抢劫入狱,但张梅每天仍然活在恐惧中,偶尔还会无故晕倒,需要安眠药才能入睡。

李金则幸运得多。作为一位美国人、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前妻,李金在微博上爆出李阳对其使用暴力后,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在李金的坚持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下,李阳最终道歉。

张梅、李金仅仅是家庭暴力中受暴者的缩影。

据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于2011年开展的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有24.7%的妇女承认遭受过家庭暴力侵害;2010年至2011年3月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100起离婚案件中,有28件的女方表示,男方曾使用过家庭暴力;2012年5月,国内首个民间女性公益组织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红枫中心)根据1858个网民调查显示,有高达54.6%的受调查者遭遇过家庭暴力,其中57.9%的女性选择默默忍受。

“传统文化影响,救助渠道不畅,法律不健全是受暴女性维权的主要困境。”该中心理事长王行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事实上,不论维权成败,张梅和李金在经历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之后,她们不得不面对周遭的冷漠、社会救助体系的匮乏和有法难依的尴尬。

家暴的童年

提及前夫,张梅更愿意称呼:“那个人”。她婚姻的命运跟村中大部分女性相似,只不过她的遭遇更为惨烈。

张梅的家位于安徽省临泉县,父亲是矿工,母亲是家庭主妇,家中有五个孩子,父亲收入微薄,母亲种田补贴家用。从张梅记事起,父亲的“日常工作”就是殴打母亲。她印象最深的是5岁那年,父亲在院子里追打母亲,13岁的哥哥拼命抱住父亲的大腿,她则哭着拦在母亲身前。

上学后张梅才发觉,打老婆并非父亲的“专利”。上下学路上,她会在村中看到男人们追打老婆,有的甚至挥着锄头。村里男人觉得打老婆天经地义,“好像把老婆打得动不了了,这些男人才觉得威风。”张梅至今猜不透村中男人的想法。

她觉得母亲不该过这样的生活,母亲告诉她,为了孩子她不会离开。在红枫中心的调查中,不少受暴女性因为考虑孩子而选择沉默。

在大哥结婚前一天,她对大哥说,“你要保证一点,永远都不能打嫂子,爱人之间是不应该有伤害的。”大哥一个劲儿点头。

张梅只上到初二就辍学了,不到15岁就到北京打工,起初在一家订书厂当童工,一个月只有30多块钱工资,由老乡引荐,一年后进了一家服装厂,工资涨到了100块钱。

一个同在北京打工的老乡喜欢上了张梅,但在张梅老家,婚事必须由媒人介绍、提亲,自由恋爱是不被允许的。父母极力反对后,把张梅嫁给了媒人介绍的一个邻村年轻人。

多年以后,张梅说,母亲和同村女性的遭遇让她有些恐惧婚姻,她试图逃跑,但父亲因此再度把母亲打倒在地。“不要再打了,让我死都同意。”张梅苦苦哀求父亲。

1996年春节,未满法定结婚年龄的张梅与对方第二次见面就领了结婚证。从此,张梅开始了噩梦般的生活。

求助无门

春节后,没有摆酒席,张梅就跟着丈夫王强(化名)南下东莞打工。王强已在东莞混迹多年,张梅到了之后才知道丈夫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痞子”。

张梅难逃母亲的命运。王强稍有不快就会拳脚相加,起初张梅还能忍受,但很快她就把租住的十几平米住所视同地狱。王强曾在少林寺武校学过四年跆拳道,他用膝盖顶张梅腹部,用皮带抽,穿着皮鞋踩她的头,用烟头烫她的胳膊和脸。张梅浑身是伤,上嘴唇被打得缝了二十多针,即便在她怀孕期间,王强仍未停止施暴。

“他打人没有任何理由,也不像其他丈夫事后会愧疚道歉。”张梅试图逃跑,被王强抓了回来,威胁她,再逃就杀死她父母,强奸她的妹妹。

张梅曾偷偷报过警,派出所的答复是:家务事管不了。这也是中国派出所对家暴报警的普遍态度。长期研究家暴的王行娟曾培训派出所民警,发现其中一些警察就是施暴者,他们甚至会站在施暴者的角度批评女性,受暴者在报警后反而容易受到二次伤害。

张梅也曾求助于当地妇联,对方同情她的遭遇,但以没有直接证据为由婉拒。张梅又向法律援助组织写信求助,不巧被王强发现,又是一顿毒打。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死,可连死都死不了才是最大的悲哀。”张梅多次尝试自杀,割腕被邻居发现,跳河被路人救起。

王强有时还对张梅讲述外面追求他的女孩,绘声绘色,有时甚至有些下流,“我是多么希望他跟别人女人跑了啊。”张梅说,她或许是世上唯一盼着丈夫出轨的妻子。

不久之后,张梅再次怀孕,她背着王强去医院做了流产,王强得知消息后,把刚从医院回来的张梅绑在椅子上抽打,用脚踹其下体。“那简直是地狱中的地狱。”张梅泪流满面,蹲坐在草地上,右手深深地抠进土里。

一年之后,张梅生下了第二个儿子。王强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常担心张梅带着孩子逃跑,把衣服没收,将母子锁在出租屋内。还有一次,王强用匕首刺向了张梅的食指,“骨头都露出来了”,但让张梅心寒的是,邻居中没有一人替她说话,“周围的人都怕他”。

“我不能死,因为我还有两个孩子。”那一刻,她终于理解母亲当年的苦衷。

2003年,王强与情人生下一女,在张梅的苦苦哀求下,两人终于办理了离婚。张梅带着孩子逃回老家,辗转多地,一年后在北京落脚。北京曾是她梦想开始的地方,未曾想回来时已遍体鳞伤。2008年,王强因抢劫罪被判8年,得知消息的张梅没有一丝表情,“他是罪有应得。”

上一页12下一页面对家暴,李金成功维权,张梅则以失败告终,然而,不论成败,在经历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之后,她们不得不面对周遭的冷漠、社会救助体系的匮乏和有法难依的尴尬。家暴,伤害的不仅仅是你们双方,还有孩子,别人家的孩子难道就不是孩子,你们打的都是别人家捧在手心的宝。

抗争来的道歉

与张梅遭受的极端的家暴相比,李金所经历的更具代表性。

当得知公众人物李阳也有家暴行为后,84岁的王行娟并不意外。“家暴跟施暴者的学历、社会地位无关。”早在1992年,王行娟开通反家暴热线时就发现,当时一半的家暴发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中不乏教授、导演等社会精英。

在李金的记忆中,李阳第一次动手是在两人结婚前的一次办公室讨论中,当着同事的面将她推倒在文件柜上。同事们没有阻拦,反而劝李金,“他太累了,要理解他。”

除了这次并不愉快的经历,李阳在结婚前对李金很好。2005年,两人在美国登记结婚。对于第一次婚后被打,李金已经想不起来了,“这或者是一些受暴者普遍的问题,总想弱化第一次。”

但李金清楚记得,在大女儿两岁时,因为争吵,李阳打了她一个耳光。2006年,李金怀二胎时,李阳再次抽她耳光,并且用力推了她肚子。“我该怎么办?”李金当时已怀孕七个月,无法返回美国,又不敢去派出所寻求援助,她与李阳当时正在打造国际家庭教育的典范,“这种家庭怎么能有家庭暴力呢?”李金反问自己。她更为担心的是,曝光后会影响李阳打造的品牌形象,而且每次暴力行为之后,李阳都会向李金示弱,说一声,“我爱你”。李金往往顺势原谅了他,甚至会反思自己。

不过,当李金后来听到,李阳在讲演中将这些作为桥段时才知道,那一句“我爱你”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李阳说:我二女儿为什么脾气不好,因为在怀着她的时候,我打了她妈妈。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一直关注李阳家暴事件。在他看来,家暴是一个权力博弈的过程,施暴方试图通过暴力控制对方,当第一次成功后就会重复施暴,受害者则易患上受暴妇女综合征,为丈夫找压力大、脾气差等借口,最终习惯于接受暴力。

王行娟用家暴周期来解释这一过程:首先是矛盾积聚期,发生家暴后逐渐进入蜜月期,再回到积聚期,形成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只会越打越厉害”。

事实也正如此,2011年7月,在上海的一次讲座上,李阳认为妻子给自己难堪,回到酒店房间,突然抓住李金的头发警告她下不为例,李金则不停地认错,这一幕恰巧被大女儿在镜子中看到。

李金曾试图寻求家人的帮助,但李阳的妹妹告诉她,中国的男人就是这样。一个月后,在经历一次严重的家暴之后,李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1公里外的团结湖派出所。李阳则不以为然,“你去吧,那些警察都是我的学生”——他在2008年奥运会前曾为北京警察做英语培训。

她站在派出所门口放声大哭,只要走进去,再也不能回到以前的生活。“我醒悟了,不是我的错,他打人才是错的。”10分钟后,她深吸一口气,径直走了进去。令她意外的是,警察的态度。“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居然问我想要什么。”李金说她只想停止暴力。

在派出所里,李金给李阳发短信,让他来派出所里谈,李阳并没有回复。在李金的坚持之下,十天之后,李阳最终来到派出所,签下承诺书,保证不再使用暴力,并接受心理咨询,之后在微博上向李金道歉。

曾为李阳做心理咨询的红枫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刘凤琴回忆,李阳对于家暴并不是太在意,他更关注这件事对自己事业的影响。红枫中心原本为李阳设计了6次心理咨询计划,李阳以工作为由,两次之后再也没出现。

尽管如此,李金依然开心,因为李阳在三个孩子面前认了错,虽然有些含混过关走形式。“我要让孩子们知道,爸爸打人是错的。”

李阳偶尔仍会给李金发来威胁短信,在律师和反家暴专家的指导下,李金每次都会到派出所报案、做笔录。警察有时以没时间或护照问题推托,但李金都会耐心等待,最长等了两个多小时,她还会搬出法律给民警看,“中国法律规定,威胁别人是犯法的。”李金报案的记录也成为日后申请保护令和诉讼离婚的证据。

向谁求助

2013年2月3日,北京朝阳法院判定,准许双方离婚,李阳支付三个女儿的抚养费以及1200万元财产,同时认定李阳家暴成立,赔偿李金5万元精神抚慰金。根据李金的申请,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禁止李阳殴打、威胁李金。这也是新《民事诉讼法》实施后,北京市法院发出的首个“人身保护令”,虽然受保护的,是个美国人。

不少受暴女性认为是因为李金的外籍身份才得以申请成功,李金不以为然。“我都是通过法律争取来的,并不因为我是美国人,我想用实际行动给中国受家暴女性树立一个榜样。”

著名性别学者方刚将他所主持的2011年度性与性别维权人物奖颁给了李金。“她的贡献在于,让中国人前所未有地关注和警惕家暴。”

但李金的模式似乎又难以复制,她勇敢坚强,内心强大,又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这是中国受暴女性很难做到的。”方刚在颁奖点评中说,此事件中执法机构囿于制度和经验匮乏,对李阳行为无法制裁,反而对李金造成伤害。

其实,这是女性维权的现实的困境,当遭遇家暴到底该向谁求助?打110报警,警察以家务事为由袖手旁观;找居委会诉苦,常被奚落;寻求父母帮助,既怕父母担心,有时也无济于事;求助于公益机构,仅是权宜之计,而无法获得持久的庇护场所。

红枫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刘凤琴对此颇为无奈,她数次为张梅做心理辅导,也接到过多个类似的家暴求助,“我能告诉她们的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带上钱,逃到安全的地方。”

女性渴望维权,又担心“家丑外扬”,当警察真要带走丈夫调查时,很多妻子不同意。“女性在维权过程中心态纠结,传统文化中灌输的是温柔贤惠,却没有认识到家暴是侵犯人权。”方刚解释说,来自公领域和私领域的支持系统极为脆弱,女性在寻求救助时就显得捉襟见肘。

尽管保障女性的法律不少,但仍有法难依。这些法律只是散见于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条文之中,缺乏操作性,无法对于施暴者进行有效的干预和约束。早在数年前,红枫中心就曾向全国人大提交了防治家庭暴力立法建议,王行娟还通过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上递交相关提案。201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庭暴力法纳入预备立法项目,但至今没有下文。

除此之外,施暴和受暴双方心理问题不容忽视。方刚团队正在研究“辅导令”的可行性,即施暴者被举报后,由公安机关出具强制参加反家暴辅导的单据,对施暴者进行心理干预。“家暴是父权文化的体现,随着女权主义的发展,人们对于性别平等的认知越发清晰。”方刚对于反家暴前景表示乐观。

如今,张梅学了理发的手艺,在北京顺义开了家理发店,她希望让更多受暴女性从她的个案中吸取教训;李金则热衷于反对家暴的各种公益活动,宣传反家暴的理念,“反家暴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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